我也是在讀了赫塔•米勒回憶她的祖父的一段文字，才對那個“昨日的世界”投以遲來的敬意。女作家對《巴黎評論》回憶自己的祖父在一戰(zhàn)中被加拿大軍隊雇傭作戰(zhàn)，一同參戰(zhàn)的還有祖父的那匹馬。后來，祖父回到那個羅馬尼亞的小村莊，溫順地做回農(nóng)民。又后來，祖父收到一份報告，上面詳細地解釋了他的那匹馬是在何時何地于哪場戰(zhàn)役中死亡的。

 

赫塔•米勒一貫尖刻地評價道，第2次世界大戰(zhàn)和蘇聯(lián)時代的很多人可都是沒有死亡證明的，何況是一匹馬。

 

在那個昨日世界里，一匹馬的生命自有尊嚴

 

企鵝的封面設計后來成了英國設計的一個同義詞，人們將“企鵝圖書”當做“平裝書”的同義詞——如同“胡佛（Hoover）”之于電動吸塵器、“麥金托西（Mackintosh）”之于雨衣、“Biro”之于圓珠筆。

 

萊恩所致力于變革的英國出版業(yè)，客觀上幫助工黨贏得了1945年的大選?？箲?zhàn)的默契讓左右兩派政黨都相信政府應該發(fā)揮更大的角色，而社會應該被當做一個有機體來看待。戰(zhàn)后英國的重建明顯帶著一種嶄新而頗鼓舞人的信念。“如果我們建立一套價值體系，不完全注重物質(zhì)，如果我們相信人類精神，我們就能在偉大建筑中奪得一席之地。”——連著名城市規(guī)劃師拉爾夫•塔布斯（Ralph Tubbs）在《英國的建筑》一書中都如是宣稱。

 

1950年，蕭伯納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1951年，推行福利國家政策、經(jīng)濟國有化的工黨政府也下臺。對于萊恩而言，他一生中最有力的變革已經(jīng)完成：企鵝旗下已經(jīng)出版有企鵝叢書、塘鵝叢書、企鵝特輯、企鵝建筑系列、還有《企鵝新文學》等。而1960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受審也即將直接導致《淫穢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下訴訟的減少，而歐洲的出版業(yè)也從冷靜、拘謹?shù)奈迨甏M入更為寬容、活躍，然而也更讓人費解的六十年代。

 

那一代出版人幾乎都是靠著直覺來行事，盡管兩次世界大戰(zhàn)讓“紳士出版人”的生存空間蕩然無存，但他們的行事風格和魄力幾乎都帶有今天的職業(yè)出版人難有的天真。企鵝的塘鵝叢書不僅讓普通英國人知道為何參戰(zhàn)、以及內(nèi)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是多么愚蠢自負，還讓他們對蘇聯(lián)和地平線上的新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萊恩一生的工作伙伴W.E.威廉姆斯在決定出版塘鵝叢書時，也說“如果這世界所有的人，無論貴賤，都應有了解世界的途徑的話，那們這類出版物正是實現(xiàn)這個理想的途徑。”

 

除了重視曾被勢利的精英文化排除在外的男男女女之外，企鵝甚至還為海外的英國戰(zhàn)俘們提供圖書。二戰(zhàn)中，英國成立了戰(zhàn)俘圖書服務部，允許出版商通過紅十字會向戰(zhàn)俘們“出口”圖書，當然官方會對內(nèi)容進行審查，確保圖書中間不會出現(xiàn)碼頭、機場、潮汐圖之類的敏感話題。1943年，面向戰(zhàn)俘親屬的《戰(zhàn)俘》雜志（Prisoner）宣布雜志可以代戰(zhàn)犯個人訂購企鵝的圖書，其中還包含一本介紹英國軍人在一戰(zhàn)中如何逃脫的書。

 

在那個昨日世界里，一匹馬的生命自有尊嚴

 

蕭伯納的《關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蘇維埃主義：寫給聰明女性的指南》企鵝版。在寫給其他出版商的信中，蕭伯納說，“六便士的版本對全人類來說是個恩典。”

 

無論如何，萊恩是最后的將紳士精神、時代精神和出版商的勢利精明結合得如此成功的出版人。而在大西洋彼岸，擅長“胸脯銷售”（breastseller）的美國出版業(yè)正要告別自己的黃jin時代。麥克斯•珀金斯（Maxwell Perkins）那樣謙恭、大膽、不計后果的文學編輯已經(jīng)快要隨著出版托拉斯的兼并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正因為此，當我在萊恩的傳記里讀到他揶揄賈森•愛潑斯坦的軼事，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歷史證明，這兩個出版人之間具有的共性遠超過英美出版界在封面裝幀和題材方面的風格鴻溝。

 

在那個昨日世界里，一匹馬的生命自有尊嚴

 

在蘭登出版社工作時期的賈森•愛潑斯坦與艾倫•金斯堡。

1952年，還在雙日出版社工作的賈森•愛潑斯坦就發(fā)明了“高ji平裝本”的概念。1960年的一天，萊恩回到家，發(fā)現(xiàn)愛潑斯坦和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巴尼•羅塞特（Barney Rosset）“坐在家門口的臺階上”。愛潑斯坦已經(jīng)離開了雙日，他們飛到英國來和萊恩商量同企鵝出版社合作的事務。他們的來訪沒有取得什么結果。雖然愛潑斯坦認為萊恩是“一個好出版商，盡管他很狡詐，卻不失友善”，萊恩則認為他們是“聰明的傻瓜”并把他們打發(fā)走了。

 

那天晚上，蘭登書屋的貝內(nèi)特•瑟夫從紐約給愛潑斯坦打電話，告訴他“為萊恩提供貸kuan的銀行家是不會讓賣掉企鵝美國公司的，就像女王不會讓菲力普親王賣掉加拿大一樣”，同時他還邀愛潑斯坦去蘭登書屋工作。致命的巧合，卻在極大程度上延遲了歐美出版史的黯淡趨勢。

 

蘭登書屋后面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在接連被賣給紐豪斯的先進出版社（Advance Publications）和貝塔斯曼集團之后，這家出版社逐漸盤踞著一群精于會計報表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們。盡管貝內(nèi)特•瑟夫和阿爾弗雷德•克諾夫都說：“蘭登最后考慮的事情應該是掙錢”，但當安德烈•希夫林帶著萬神殿（Pantheon）出版社的骨干們于1990年代初出走時，蘭登出版社傲慢的CEO已然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是何許人也。